2024年7月10-15日，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咨询项目“黄河几字弯区水-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组织院士专家一行18人，考察西安、宝鸡、庆阳、延安和榆林等地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网建设、产业发展、水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探讨调研新形势下水网科学布局和生态-经济适水发展模式。

　　考察背景2：2024年8月8-14日，中国水利学会联合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院士专家一行20人，赴新疆、甘肃，考察孔雀河、塔里木河、台特玛湖-罗布泊、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流域，踏勘南水北调西线-西延线路，调研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灌溉农业及产业发展情况，推进西北水网规划建设。

　　在探索文明的源流时，谁也不能无视河流的作用¹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尼罗河孕育了埃及文明，恒河和印度河孕育了印度文明，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与大河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还有海洋文明，世界古代文明中最典型的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

　　以自给自足为支撑的大河文明，在农耕文明时代熠熠生辉，而在需要适配更多生产要素与市场空间的工业化时代到来时，以航行与商贸见长的海洋文明迎来了鼎盛时代。

　　当下，人类正在走入“点-线-网-智”空间结构的第四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蒸汽机解决了动力“点”，电气化完成了动力传输“线”，计算机发展形成了信息“网络”，AI 技术开启了数字空间“智能”²。

　　我蓦然觉察到：“水工-江河-水网-智能”的水利发展历程，完全是“点-线-网-智”世界科技革命的时代性产物。

　　冀朝鼎先生1935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历史上中国经济是“王朝集权统治下的水利经济”“水利经济”是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模式³。

　　当前，国家正在打造融“物理网、信息网、管理网、生态网、经济网”为一体的“国家水网”。由此推断，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水利经济+现代经济”模式，建设“国家水网”就是支撑国家发展战略，面向未来的大水利经济。

　　在数字孪生、智能感知、互联互通的科技时代变革大背景中，“国家水网”将会把中华文明带入到怎样一个新高度，是一个划时代的命题。

　　我国以“长、黄、淮、海”河为四横、以南水北调“东、中、 西”线为三纵的“四横三纵”国家水网主骨架已初步形成，目前就差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这一笔。

　　基于南水北调西线“一水三分”的规划布局，不禁引发我对“创河·上原·出河西”的一些思考。

　　受自然禀赋条件和长期人类活动影响，黄河体弱多病、水沙失调、水患频繁。黄河流域有着五千年来悠久灿烂的治水历史，特别是人民治黄七十年，创造了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如果说，人民治黄七十年可称为“安河”，即安澜、平安。 那么新时期人民治黄则应定义为“创河”，即创建以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幸福河”。

　　我们应当学习借鉴以色列“创水”文化的民族精神、哲学思想和国家意志。探讨黄河保护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谋划推动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

　　在完善水沙调控体系方面，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依然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上游宁蒙河段新悬河发育，下游两级悬河威胁依旧。建设古贤、黑山峡等水利枢纽，完善以干支流骨干水库为主的水沙调控体系，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关键举措。

　　在复苏河湖生态方面，上游水源涵养能力低、中游支流污染严重、下游生态水量偏少、河口天然湿地萎缩是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统筹水量、水质、泥沙、水动能、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推进上下游、左右岸、水陆域保护治理，是复苏河湖生态的有效手段。

　　在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黄河流域经济布局、生态保护与水资源条件不协调、不匹配，沿黄省区供需矛盾突出，“四水四定，适水发展”的刚性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着力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是缓解水资源紧缺的优先路径。

　　在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方面，水资源短缺、承载力不足是流域最大的矛盾。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国家战略在黄河流域和西北地区高度重叠，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完善国家骨干水网、解决水土平衡与国土空间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

　　在推进数字孪生黄河建设方面，水治理体系高效协调运行存在突出短板。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以数字化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为路径，加快构建数字孪生黄河，是提升新时期水治理体系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

　　应聚焦“大项目落地、大平台提升、大工程推进”，加速实施“幸福黄河”的实际行动。

　　一是瞄准重大科技需求，实现大项目研发新突破。充分关注流域生态保护、水沙时空演变、水土保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悬河治理、水工程安全与风险防控等技术前沿，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联合基金、自主研发等重大项目，通过基础理论、技术研发、装备研制、集成示范，实现重大科学问题的新突破，为流域水安全保障与治理能力提升提供智力支撑。

　　二是构建黄河国家实验室，创新大平台管理新模式。聚焦全面提升黄河流域水安全保障能力，统筹9省区既有的黄河实验室及相关科技创新中心，畅通集智汇能的新通道，加速建设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开放性、充满活力的黄河国家实验室，构筑体现国家意志、对外开放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协同创新大平台，探索平台运行管理新模式。

　　三是聚焦治河核心需求，谋划重大工程建设新进展。推进南水北调西线及古贤、黑山峡、碛口等重点水利工程立项和开工建设，JN江南完善南水北调东、中、西线工程、“龙-刘-黑-碛-古-三-小”⁴七大骨干工程与“河-库-堤-岸-闸”相结合的综合工程体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一“牛鼻子”，构建“量-质-沙-凌-域-流-生-能”⁵ 多要素一体化治理体系。

　　时不我待，岁不我与。2019年国家确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并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创建“幸福黄河”依然成为国与民的共同夙愿。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历史上黄河灌溉农业主要集中在上游的河套平原和中游的渭河平原。

　　河套平原面积约2.5万km² ，海拔在1000m左右，是宁、蒙地区主要农业区。由于很少受黄河水患的干扰，成为黄河上游得天独厚的地方，有“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说法。

　　渭河平原又称关中平原，位于陕西省中部，平均海拔500m，号称“八百里秦川”。JN江南内有渭、泾、洛、灞、浐、沣等河流穿流其间，土地肥沃、农产富饶。战国时秦国修建的郑国渠为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至今仍是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然而，几千年来对覆盖陕、甘、宁、蒙4省区，面积和人口占全流域46%和44%的黄河几字弯区的开发治理，却显得束手无策。

　　黄河几字弯区也被统称为“黄土高原”，系现代沟壑分割后留存下来的高原地貌。大部分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432mm ，降水空间分布不均，西北少，东南多。由于地势较高，土壤侵蚀严重，无法实现自流引水灌溉，因此也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生活和生产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饮用水困难和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实施了“引洮供水”“引汉济渭”和众多大型提调水工程，包括宁夏同心扬水工程、宁夏固海扬黄灌溉工程、陕甘宁盐环定扬黄工程和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等。这些引提水工程，投资大，扬程高，运维费用高，且难以大面积受益。

　　当前，在黄河来水量减少18%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已近极限的情况下，几字弯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修复均受到严重影响。一是鄂尔多斯、榆林、石嘴山等国家能源基地发展长期面临水资源约束；二是关中城市群和产业发展水资源承载力不足；三是大中型灌区长期处于亏缺灌溉甚至撂荒状态；四是渭河、延河、无定河、窟野河、石川河等主要支流生态水量严重不足，渭河华县站2000年以来入黄水量较1919-1959年减少了38%⁶。

　　基于南水北调西线-下线入洮河方案，构建“一轴三带十片”的黄河“几字弯”水网，是一个宏大设想，应当纳入国家水网总体规划，应当成为创建幸福新黄河的重要构成。

　　一轴为洮河（九甸峡）-六盘山隧洞-渭河-白于山自流引水主轴线，也是黄土高原的“水脊”，并以此为辐射，连通众多自然河流，协同创新一体化水网，向南部关中城市群提升带、东部沿黄能源经济带、北部高原生态农牧带自流供水。

　　黄河几字弯区横跨中西部接壤地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区，国家能源资源低碳利用技术示范区、先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是中华民族三大主源文化的发祥地（黄河、黄土地和草原文化），是培育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第四极（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之后）。新质力创河是创建幸福新黄河、实现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

　　国家治理须有政治地理空间思维⁷ 。我们要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从国家发展的视野，规划和管理好地理空间环境，并努力为国家发展争取和塑造更为有利的地理空间条件。这才是构建国家水网，促进国家发展，谋划国家治理应有之向度。

　　遵照“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顶层设计，国家十四五规划，在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中，水网建设被摆到首位。

　　毫无疑问，基于黄河几字弯区政治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极其重要性，其理应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和有机组成部分。引水上原，构建“几字弯”水网，营造健康水平衡，促进国土空间高质量保护和利用，是我们毫无迟疑的行动。

　　《圣经·出埃及记》讲述了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寻找生存空间，历经磨难，抵达应许之地—迦南的感人故事。

　　正是这次出走，让他们在约旦河畔，举全族之力，创水、创国、建立家园，生息繁衍，开创了一个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是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在中国古代史上，出河西，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一次、寻求发展空间的划时代壮举。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构成了古代中国史的主旋律。秦汉时期，中国疆域大致可分为两个区域，以长城为界的南方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而控制蒙古高原的匈奴与控制青藏高原的西羌，居高临下威胁中原，联手切断了中原王朝与亚欧大陆的联系。

　　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一定意义上是对游牧文化封锁的突围之战。经过狂飙突进的河南、漠南几次战役后，匈奴单于王庭远徙漠北。JN江南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军两次西征，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

　　在控制河西走廊后，汉武帝便把河西开发作为高位主导的国家战略，推出一系列举措：“列两关，置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实施郡县制管理；大规模“移民实边”，大力兴修水利，使河西走廊一跃成为继河套平原之后，又一发达的农业区。

　　河西农耕区的兴起，改变了汉代农耕与游牧版图及力量对比，祁连山下，沃野千里，稻菽如浪，将古老的中原农耕区和西域塔里木绿洲农耕区无缝对接，形成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农耕文明带，为丝绸之路的贯通奠定了基础。

　　鉴古议今，《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连通长江、黄河及西北内陆河水系，为黄河流域及河西走廊地区供水”的重要战略。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南水北调西线-西延工程背景下，又赋予了河西走廊新的发展内涵：

　　由“饥渴多病的生存经济走廊”转变为“健康宜居的生态经济走廊”⁸······

　　水资源开发利用严重超载。2022年河西地区用水总量达到73亿m³ ，超用水总量控制指标7亿m³ 。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达102%，黑河达89%，疏勒河达85% ，造成河道断流、尾闾湖泊萎缩、植被退化、土地沙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

　　严重缺水导致生态加速恶化。河道生态用水被严重挤占，石羊河、西大河年平均断流超过150天。敦煌西湖湿地、玉门干海子湿地、石羊河尾闾青土湖、黑河尾闾居延海萎缩，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在民勤以北的阿拉善盟呈合拢势态。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处于“地下水超采，重度缺水，极限节水”状态下，大量工业项目无法落地，近1/3的耕地灌溉难以保障，城乡生活用水困难，部分区域出现严重“水危机”。据测算，2035年缺水量将达到40亿m³ 、缺水率35%。

　　受未来气候影响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挑战。据第一次（1956-1983年）和第二次冰川编目（2005-2010年）数据，祁连山冰川面积和储量均减少了20%以上。2023年卫星资料显示，积雪面积较历年同期减少26.8%，其中东段减少69%，未来的生存空间更为局促。

　　在河西走廊，我们听到的最高频词汇是：极限节水。闸门测控计量精度已从“厘米级”递进到“毫米级”。在经济社会发展远落后于全国的河西地区，高效节水这一指标无疑领先全国。但这依然改变不了河西国土90％以上荒漠化的现状，也改变不了河西干旱的核心：存量不足，严重缺水。

　　近期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西各地均呈现出人口减少的趋势。历史上“人口扑地桑柘稠”的河西，人口减少的趋势不容忽视，不当不察。

　　回首历史，河西走廊既是一条通道，也像一条长河，沟通“中国海”与“世界洋”。当“中国海”水波浩荡、势能外溢时，长廊河道潮平岸阔、水清沙白；当水位低落时，河道水落沙出、萎缩萧瑟。千里长廊更像一支中华巨人伸出的右臂，热情地期待与世界相握相拥。自然在历史的兴衰更迭中，也有满血与失血的循环。汉唐，宋明，可作史鉴。

　　南水北调西线-西延工程，出河西，入吐哈盆地、塔里木盆地，有适量的水流入罗布泊，标志性的修复楼兰文化，的确是一个大胆且超乎寻常空间尺度的设想。

　　在当下国家水网规划布局中，将西北水网、疆域水网纳入到国家水网，一体规划，实现全国“入规连网”，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

　　一路星驰奔波，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环顾四周， 满眼是望不尽的戈壁荒漠，前方是赶不尽崎岖险路，但始终可以感触到人类的文明进步。公路网、信息网、电力网无处不在，高铁不时地在眼前穿梭飞驰，而辽阔干旱的西北大地最为缺少的却是普降甘露的“水网”。

　　在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加快实施南水北调西线-西延工程，突破西北“水三线”⁹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拓展国土空间发展新格局，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水三线mm，是半干旱、干旱与极度干旱区的梯度分界线，水资源优化配置线，人口经济与资源要素的特征分异线，“一带一路”的行动指导线，长治久安社会稳定的国家安全线，东西方交流与发展的文化融生线。

　　以水资源梯度配置为先导，跨越“胡焕庸线”拓展国土发展空间，跨越“阳关线”振兴河西生态经济走廊，跨越“奇策线”提升水资源及环境承载能力。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模式，集“生态屏障、经济支撑、文化融生、深陆通道”四大功能于一体，构建国家生态经济枢纽区。

　　从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看，西北边疆经历了“往复控制型-置线定居型-开发建设型”历史沿革，新时代应转入“生态经济型”边疆建设新阶段，同时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人-地-环匹配状况看，西北地区民族文化多元，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战略通道。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交融不充分，并长期存在“水-土、水-矿、水-生、水-沙、水-盐”关系失衡失调问题。

　　从国家水网空间布局看，将“水三线”及南水北调西线-西延工程、西北水网和疆域水网，统一纳入“国家大水网”规划布局，构建“江河-水网”体系，体现国家空间均衡发展意志。

　　从人文地理空间看，西北“水三线”地区由东向西依次横跨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河西走廊与丝路文化、欧亚大陆与西域文化等三大文化地理空间。

　　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直根系，其蕴含的“天人合一”自然伦理观、“同根同源”民族心理和“大一统”的主流意识，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其包容和开放性，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全方位开放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和实践基础。

　　河西走廊与丝路文化。季羡林先生曾评价：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10。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华民族巩固西北边疆、张国臂掖、拱卫中原、打通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其生态安全，区位优势，通道功能，文化底蕴，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欧亚大陆与西域文化。这里的“西域”，系指新疆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该地区处于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等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交汇地带，对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文明的强烈辐射、政治上的利益诉求、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的地缘战略地位11。

　　西域各民族不断地克服极为不利的地理环境障碍，以空前的创造力和辛勤劳动，追求着自身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水的作用远大于土。

　　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在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这一决定性因素，对于干旱区来说就是水。如果突破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瓶颈制约，西部就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

　　如以色列人用管道取代明渠，以喷、滴灌取代漫灌，并实施 “北水南调”国家输水工程，不断扩大灌溉面积，拓展国土发展空间。美国上世纪初响应“西部的呼唤”，开始实施西部调水工程，使加州成为全美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灌溉面积最大的州，为美国产业、人口迁移和整体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多次考察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与西北水网期间，我脑海中时常萦绕着那个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传说——“黄河重源说”：“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阗国，复分歧流出，合而注泑泽，至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12。泑泽，盐泽，蒲昌海，都是罗布泊古时的名称。

　　尽管这一具有浓郁传奇色彩的假说，早已被否定与证伪，但神奇的是，这种认识自先秦以降至晚清两千年间，却能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认知与文化记忆。这自然不能仅归于认知的局限，肯定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与引人沉思的深长意味。

　　昆仑-黄河，于中华民族的认知中，向来不只是地理的山河，更是文化的山河，情感的山河，精神的山河。是血脉、是源头、是深植于高山大川的根。

　　昆仑-黄河-罗布泊，一条深藏于中华民族心底的血脉长河，既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伏流千里千年，绵延不绝。

　　从这种意义理解，“黄河重源说”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河记”，是一部薪火相传、百代千年万里追寻山河一体的民族寻根之旅。

　　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最低处，昆仑天山间的众水归宗之处。也曾在人类文明新纪元的前夜，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与中华文明交融的汇流之处，从而在古老的中华文明大树上催生出一朵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绚丽花朵——西域文明。成为丝绸之路——这条横贯欧亚大陆文明航道上熠熠生辉的灯塔，引领了人类文明在划时代的贯通互鉴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性进步。

　　黄河之水注入罗布泊，将复活一个民族古老的传说与梦想，也将复活一种伟大的丝路人文精神——和平、交流、互鉴与合作。

　　在复活的罗布泊涛声里，我们将聆听到人类多元文明和谐共生、汇流融合壮丽的交响。这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时代的共鸣。

　　2.马陆亭.以服务强国建设为目标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24(10):43-47.

　　3.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M].朱诗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4.注:系指龙羊峡、刘家峡、黑山峡、碛口、古贤、三门峡、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工程.

　　5.注:系指水量、水质、泥沙、冰凌、水陆域、流路、生态、能源等七大要素.

　　9.邓铭江,等.中国西北 “水三线”空间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 2022.

　　10.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R].1986.

　　12.《山海经·西山经》《山海经·北山经》《尚书·禹贡篇》《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淮南子·地形训》《水经注》《四库全书·河源纪略》等记载中,均有同意的表述.